布尔热的

布尔热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知名批评家。他对19世纪的小说美学进行了归纳，认为有风俗小说和性格小说两种。他认为小说家面临各种类型和阶层的人，应该提出双重的目的：或者力图抓住和再现整个阶层的相似之处，或者被某个阶层的成员的独特性所吸引，千方百计描绘特殊人物的特点。第一种是风俗小说，第二种是性格小说。风俗小说家描绘社会阶层，在人物周围组织一连串普通事件，因而人物变得平庸，情节逐渐减弱，完全取消戏剧性的事件，堆积无意义的细节，等等，这类小说的典范是福楼拜的《情感教育》。而性格小说家确实力图寻找特点和例外，典型人物就是聚集了这个阶级的优点和缺点，并推至最高程度。例如，达尔杜弗不是常到教堂去的人的代表，这是通过夸大他的说谎、自私、不达目的不罢休而得到的一个例外。因为一切伪善都体现在这个性格中。同样，于连·索雷尔也不是受过教育、想升迁到社会上层的平民的代表，他不可抑制地反对既存秩序的仇恨、坚决的意志、贪婪的疯狂热情，使他区别于同阶级的人，成为某种社会魔鬼。这是布尔热在《研究与肖像》中提出的观点。另外，他在1912年出版的《批评与见解汇编》中，反对小说家的冷漠态度，认为作家不是“无动于衷的镜子，他是会感动的目光”。他的心理小说就是属于这种表达作家主观感情的小说。布尔热还认为，法国小说是复合型的，而俄罗斯小说和英国小说则不是这样的。

狄博岱的

批评家狄博岱曾是伯格森的学生，他在1910~1912年间与布尔热在小说问题上展开争论。狄博岱把小说分成三大类：天然小说、被动小说和积极小说。他反对布尔热贬低托尔斯泰的观点。布尔热认为《战争与和平》《安娜·卡列尼娜》没有结构，没有开始、中间和结尾，托尔斯泰未能揭示出“事件无政府状态的表面下的隐秘次序”，只是一个“未定型的、未成熟的天才”。狄博岱指出，不能将《战争与和平》与《伪君子》《哈姆雷特》相比，因为戏剧作品总是要求结构紧凑的，小说则不是这样。为了进一步反驳布尔热，狄博岱将小说做了上述三种区分。“天然小说”，“描绘一个时代”；“被动小说”，“展开一生”；“积极小说”，“突出一次危机”。第一类小说要描绘出“时代的复杂性，给人以时间复杂、力量无穷、社会生活超越了一切个人再现、个人生活的印象”，因此，若是限于个人的发展，就会歪曲这种发展。托尔斯泰的描写属于第一类小说，《悲惨世界》也属于同一类。雨果在叙述滑铁卢战役时，对拿破仑的失败进行了思考，他的结论是：这个人妨碍了天主。《战争与和平》没有做出解释，而是通过缓慢的叙述，迂回曲折的情节，再现了被动抗击，它最后摧毁了拿破仑，小说塑造的库图佐夫是个耐心的天才。这场战争经过五次预定的行动获得解决。小说写得很成功，布尔热是以法国人的品质去要求托尔斯泰的，但《安娜·卡列尼娜》和《烟》同样是杰作，不能厚此薄彼。狄博岱在《对小说的思考》中指出，“被动小说”如实地再现人类生活的整一性，这是小说中最常见的，《吉尔·布拉斯》、狄更斯的《大卫·科波菲尔》、乔治·艾略特的《弗洛斯河上的磨坊》等都属于这类小说。英国小说家喜欢这类型的小说。英国小说的主人公是普通人，由于生活事件而产生改变，当他爬了上去，故事也就结束了。有一种“被动小说”进展缓慢，性格正常发展，司汤达的小说是其中的杰作，另一种“被动小说”发生突变，偏爱描绘妇女，如《包法利夫人》和乔治·艾略特的《罗莫拉》。至于“积极小说”，他的次序是由一个时代或一个人生活的一致所赋予的。它抽取出一个有意义的插曲，结构紧密，有头有中间有尾，只不过是最低限度的结构，连不太讲究结构的艺术作品都包含这些因素。

狄博岱还认为，布尔热所说的“《战争与和平》不是一部小说，而是作者对整个人类戏剧所作观察的总和”，其实并没有说错。两个世纪以来，法国人没有把小说看成和谐、平衡、结构紧凑的作品，而是把它看成一个总和。《克莱夫王妃》《吉尔·布拉斯》《老实人》《天真汉》、马里沃的《玛丽亚娜的一生》和《暴发的农民》《新爱洛依丝》都是这样的作品。小说的美学不同于戏剧，古典主义戏剧受到三一律的限制，而小说在空间和时间上则要广阔的多。托尔斯泰的“总和式”小说能为法国读者接受。

布尔热和狄博岱的争论涉及小说美学的重大问题。布尔热对小说的艺术感受力显然是错误的，他所理解的风俗小说和性别小说有别于今人的含义，他对典型的美学意义也进行了错误的理解。在这里，典型成了平均数或例外，既没有代表性，又是不真实的。他对长篇小说的结构所持的观点同样不可取，他并没有理解现代小说的叙事艺术。比较而言，狄博岱的观点更符合现代小说的美学和发展需求。他扫除了现代小说发展的清规戒律，为20世纪法国小说的繁荣提供了理论依据，因而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。他的缺点是未能科学的对长篇小说进行分类，这是因为他还未能预见到未来小说的发展。